智库的任务是说趋势
把多勋
世界的基本物象是未来充满了不可知和不确定性，我们和我们的外在事物以及我们的未来永远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事物本体的运行是这样的，影响任何一种事物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更是难以把握和预测的......
壹
这次的新冠疫情太突然太意外——从个体体验的角度讲。记得腊月二十八，几家好友还欢天喜地在一起聚餐吃饭，欢度难得的寒假时光，到了年三十，画风骤变，新冠病毒疫情猛然来临，分分钟后连门都出不去了，大家都被封在家里了。
贰
记得大约八九年前，省旅游局召开了一个规划项目的专家论证会，会上我和局长开了一个玩笑，我说要是没有旅游局，没有所谓专家，旅游的供求体系、产业体系和庞大的旅游市场等在内的旅游业能下降多少？在斯密的古典市场理论那里，市场是自组织和自均衡的，“看不见的手”会搞定一切，人类不要太高看自己的能力和理性了。这是一个大的超过了文旅研究的范畴的问题，但启示文旅产业，我们的预知在规律的市场面前可能真是苍白无力，面对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的职责更重要的可能是在把握规律趋势以及建立产业运行和发展规律、产业运行的未来趋势和市场演变的精准把握上的政策实施上。
可能会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会给行业一些启示，这是肯定的，每个人都独立地处事，都有对世界的独立见解，谁都可以发言！之后的一个月，旅游学界、规划设计界和旅游企业界以及其它各界的应对重大疫情的对策类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在网络上大量涌现，大家都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不同领域谈疫情的影响和应对，形成了这一特殊时期的一道独特风景。每当在网上遇到学者们的与疫情有关的文章都要悉心拜读，希望有所收获，希望有有价值的发现。好像有位工商管理的教授还说到，文化旅游类的学者们最为活跃了，写的应对重大疫情的文章最多了，但总觉得众多对策研究总是缺点什么。大家基本上都是开门见山的谈政府、行业和企业如何如何做，大抵逃不了“政府--行业--企业”的层次对策体系和“建构救助体系--实施重大工程--降低企业成本”的内容对策框架，基本上“放之四海而皆准”，高质量的、具体的、分类的和定量的分析报告还是比较少见，想到我们目前的文旅产业的应用智库研究现状，觉得是时候讨论一下我们的智库研究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疫情对以文化旅游行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影响首当其冲；另一方面，这也反映文化旅游学科近年来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和繁荣，无论队伍的规模还是结构与过去相比都不可能同日而语。另外，从文化旅游产业的贡献角度说，在支撑经济增长和促进充分就业等方面的强大功能也日渐凸显，这既有学理方面的逻辑，也有大众有目共睹的事实。应当说，我国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壮大，日渐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龙头产业或战略性支柱产业，来自学界和社会的应用研究的支撑、引领和规约提供了强大的的智库贡献，应用研究学术的繁荣是产业之幸，时代之幸。
叁
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对于文旅产业而言，真正的智库研究究竟是什么样式？文旅行业目前的智库类研究存在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诚哉斯言。一般而言，科学研究——即使是指向特别明确的应用研究——可能对世界的解释比提出改造世界的方案更为重要，在基础研究中的解释主要是成因的研究和本质的研究，在应用方面的研究则应是趋势和规律的研究。在文化领域产业层面的应用研究，我们也应当着重进行对文化发展趋势、结构演变、文化和产业可能的融合界面以及文化的命运及其走势等的战略研究；在文旅产业层面，更是如此，诸如对环境变化的研究、文旅产业和环境变化的互动研究、国内国际市场和消费偏好的演变方向、经济发展和文旅产业的演进方向等的研究更应当是决策者们更加需要的决策依据。比如这次疫情对文旅产业的影响而言，还是应当更加注重影响本身和趋势的研究上，“应对”的提出却应该更加审慎，因为这牵扯到复杂的决策，这更应当是决策者们的重要工作。这两天在网上看到了很多非常好的调查研究类和趋势类的文章，影响颇深的有一篇是由艾威联合旅游顾问机构、中国康辉旅游集团和亚太旅游协会共同推出的《疫情过后游客出游意愿调研报告》，报告非常全面、精准地分析并回答了疫情后旅游消费是否会猛增、旅游者地消费意愿到底如何、旅游者会选择哪些地方旅游、旅游者选择的顾虑是什么等等，这些结论对政府是不是更重要？对决策是不是更受用？我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真的，我不反对而且满腔热情地一如既往地支持学者们做好纯粹的对策研究，开门见山，满满干货，决策者很受用，岂不干脆？但做了这么多年的应用和对策研究后，越来越对自己的所谓对策研究产生怀疑了，迫切希望自己的见解被决策者采纳或让主要领导“批示”，这成了自己做对策或智库研究的最高圭臬。久而久之，可能会忘了智库研究背后的理论基础、学理支撑和事实依据，忘了作为研究者的特长、本分和优势。真正的、有价值的智库研究或对策研究应当建立在扎实而雄厚的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的研究，是建立在学者们扎实稳健的理论研究之上的洞见，这样的研究才是决策负责的研究，才既体现了学者们的在现实世界中的分工、角色和优势，又体现了学者们对世界的情怀和责任。
甚至，我觉得学者们在体现对现实世界的责任和关照时所做的应用研究应当首先提供对现实世界的一般规律和演进趋势的把握上。解释世界是学者们的特长，而改造世界是决策者们的责任；给出关于现实世界因果关系的结论非学者莫属，而制定改造或优化现实世界决策的使命当在庙堂。在这次重大疫情中学者们的对策或智库研究中，我发现纯粹的对策研究还是居多，很多学者直接“开药方”，鲜有“望闻问切”，更缺乏对疫情期和疫情后整个文旅产业、文旅产业中的中观行业以及中观行业中的次行业的影响研究、规律研究和趋势研究。在我们大踏步走向世界的今天，在中国发展模式越来越成熟和为世人所接受和赞誉的当下，在我们以决策为中心的社会和经济管理愈来愈规范的未来，我们理应形成以学界的趋势研究为中心的智库研究，这是当务之急。
肆
我们可能要在两个方面有所改进。
一方面，我们的各级各类管理者和决策者们不但要“闻见”有价值的对策研究“则喜”，更要善于耐心地从学者们介于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之间的“规律研究”或“趋势研究”中发现对宏观管理和重要决策产生重大启示的“依据性结论”，从而使得我们的决策更加接近现实世界的真实状态，使得决策更加有效。我理解我们的各级管理者和决策者们有着比常人更加稀缺的时间资源，他们的工作计划表上的工作安排常常以分钟计算，不会有大把的时间花在看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上，但窃以为时间再紧张，再不够用，还得首先保证对决策依据的科学把握和背景趋势的科学研判上，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理论和学理的基本掌控上。特别是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我们可能遭遇到的“非程序化”决策比“程序化”决策的量要多得多，更要善于研判环境变化，把握一般规律，掌控未来趋势，使决策越来越精准和科学。当然，我们的智库研究或应用研究也要尽可能为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们提供好的决策“建议”，但关于“规律”和“趋势”的研究不能缺失，为什么？一是“建议”必须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二是对策研究一定是一个体系和逻辑；三是研究者的使命和功能使然。
另一方面，我们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们也应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举，致力于“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切实做好各类智库研究工作。一要明白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或应用研究一定是建立在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学术研究上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应用研究一定不是孤立的、不是与基础理论研究割裂的，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国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家知名高端智库在本领域研究一样位居全国前列，他们的应用研究更是直接影响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二要不断探索和改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应用研究评价体制，厘清高水平智库研究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机理和传导机制。当下，往往把领导人的“批示”成为应用研究最高水平的体现，当然这没错，但不应当成为唯一的高水平智库研究的标志。
世界的基本物象是未来充满了不可知和不确定性，我们和我们的外在事物以及我们的未来永远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事物本体的运行是这样的，影响事物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更是难以把握和预测，因此我们对不确定性常常会有几种预案，以期对突然变故造成的损失有所补益，即使是这样，也没有办法让“预案”有效的发挥作用，“理性预期”往往落空。人类的旅游业运行了很长时间了吧，现代旅游至少从二战结束算起也有八十年了，旅游业经历了多少灾异，又有多少损失得到了弥补？恐怕不尽如人意啊。人类的理性又常常存在一个“时滞”，“好了伤疤忘了疼”似乎是人类的一个通病，灾异过后，又扎了多少有用的篱笆？我记得2003年非典后就有人提出设置对文化和旅游产业的险种，这次疫情期也有很多专家又呼吁建立对文旅产业和企业的保险机制，但愿疫情结束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把这些行之有效的建议都好好考虑吸纳一下，建构我国应对重大灾异的预防性、救助性、恢复性和振兴性的社会治理体系，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文化体和旅游产业体而言，不可不察、不可不重。
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智库的任务是说趋势，对于消费敏感和供给脆弱的文旅产业，文旅研究者们更要不忘应用研究的初心，牢记文旅发展的使命，做好智库研究该做好的工作。
作者简介：
把多勋，0638太阳集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旅游管理类专业教指委委员，农业部全国休闲农业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旅游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世界旅游资源研究分会常务理事等，主要从事文化发展、文化旅游及旅游经济学等方面的教学研究。
（此文来源于把多勋个人微信公众平台并经授权）
